《文学评论》
书乡:这些年您一直关注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方方面面,除了这部散文集,同时也在编选女性作家的小说集,构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同样出自女性笔下,比起小说或者说虚构作品,散文好像更难去做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那么这种文体在体现女性写作、女性表达、女性情感和经验等层面上,有哪些特别之处?
张莉:写作不仅是个人的经验,也会体现集体的经验,最终达到情感共同体。优秀的散文能够从一体出发,得到广大读者的共鸣。像塞壬的《即使雪落满舱》,写与自己有牢狱经历的父亲的关系变化,的确是很私密伤痛的经验,但你能从中感受到女性如何自我治愈,这就超越了一己悲欢。格致那篇《减法》,写上学路上曾遇到一个暴露狂男人,终于有一天,她无视那个人走过去了。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验,但觉得羞耻,不愿意说出来,但格致写出来了,这个细节给很多人力量和勇气,散文的光泽就出来了。
这本书里一半是名作家,一半是素人,这也是为了鼓励读者看到后有创作的热情,像照镜子一样,觉得我也可以写。我设想这是一本能让人动情的书。编女性小说选和散文选,都是想建立一个女性情感共同体,虽然其中有那么多微妙和纠结,但总体是向上的。不仅作者,不同沸点的读者也能找到自己的对应。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小说风景》《持微火者》等多部专著、评论集。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以前也不是没有这类作品,比如谢冰莹的《女兵日记》,但其内核是女性和男性一样,也可以从军。然而你看郑小琼写《女工记》,写更低微的打工女性在一起,激起的是一种女性情谊。从前都在讲兄弟情,很少关注到姐妹情,对“女性友情”有刻板化的认知,但我们现在越来越多意识到,这是女性经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值得书写。女性之间的嫉妒会比男性更多吗?不是的,人和人是一样的。
采访张莉是在新书发布会之前。她坐在书店的咖啡桌后,像平常在台上那样笃笃地谈着关于女性与文学的话题,目光透过细框镜片温和地投过来,让人短暂忘却了我们所正身处的是一个时尚的消费场所。
以前的女性散文不能说没有主体性,但能直率面对自己的成长创伤经验是很少的,比如冰心、张爱玲等的散文就很少说这方面,说也是有掩藏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女人散文”一度很轰动,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个表述,但它毕竟已成为一种文学史命名。相对于从前追求书写空阔、宏大、辽远的主题,“小女人散文”就写身边的花草、日常生活,对当代文学回归日常叙事是很大的推动,但也被刻板化理解为风花雪月的小情调、对人生的感悟金句等等。
张莉:比起小说,其实散文年选更难选,因为这里面有中国女性真实的内心世界。散文是非虚构,更接近真实的世界,优秀的散文家需要彻底打开自己,挖掘个人经验,经历内心的纠扯,翻来覆去地思考自我,把自己的虚荣心杀掉重建。对自我的诚实是很难的。
书乡:所以您也会看重文学性上的要求,言辞激烈的、直露的表达和发声,或者说“控诉”,在您看来会显得不太高明?
但另一方面,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比起小说和诗歌,散文是门槛最低的文体,人人都能写,不拘形式,而更强调情感的真挚、朴素和动人,能联系更大的对世界的触觉。行超这篇《回头的路》就是,她当时对我说,有这么一篇关于奶奶的文章一定要写,不写就过不去。这就是对普通朴素情感的记录。她以后可能不一定继续写,但有这一篇也足够了。
书的标题来自张莉的好友、散文家周晓枫。周晓枫很喜欢这句话,原本想作为一篇散文的标题,张莉说,“感谢她让渡给了我。”这句譬喻容纳了从平静到热烈的两个端极,张莉觉得正好符合着对女性散文之多样性的描述。书的编排也围绕着这句话,20篇散文以其文本内在的“温度”分成0℃、38℃、80℃和100℃,指向秘密与成长、血缘与情感、远游与故乡、生存与希望。这些主题并没有脱离女性写作常见的亲情、友情、爱情内核,但张莉敏锐地观照到,比起从前的女性散文写作传统,它们已蕴藏了某些新质,暗中构建起女性的主体性,从中亦可以辨认出时代性别观念在近二十年中的悄然流变。
编这样一部女性散文集是张莉酝酿了好几年的想法。契机源自她2018年给北师大本科生上的“当代散文研读”课程,在和同学们一起读散文的过程中,她意识到女性散文写作在近二十年中已发生了隐秘的变化。比起小说,散文作为一种非虚构,是和我们的时代更加发生紧密关系的文体,也更映照出当代中国女性真实的内心世界,她们的情感与爱欲、不安与纠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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