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夏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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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杨怡芬的《离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总会想起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后者写的是二战中的上海和香港，《离觞》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舟山定海。乱世中的孤岛，战火中拥抱取暖的男女和仓促的爱情，细致绵密的日常生活推动着叙事缓缓前行，这些，都使得《离觞》有些“像”《倾城之恋》。可是再细读，二者却又分明不像了，如同挥手作别的两个身影，渐行渐远。

一种叫作相濡以沫的东西，悄悄干涸，可未必会相忘于江湖

《倾城之恋》中的爱情，是层层叠叠堆砌起来的：白流苏那倾国倾城的美貌；范柳原虽是个浪子，但却有着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渴望；两位情场高手之间的较量和算计；当然，催生爱情发生的，是日军的炮火和香港成为孤岛的现实。所有的一切，都成就了那最终一刻的爱情，命运也如同一个情场老手，丝丝算计，分毫不差，将两个无家可归的灵魂归结到一处，画上个晦暗不明的句号。可是，杨怡芬的《离觞》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头至尾，都在层层剥尽女主人公李丽云所能依附的一切：小说一出场，她便是孤身一人，母亲和弟弟去世了，父亲对她不管不顾；战火纷飞中，她与银行职员郑景润相爱并订婚，可是郑景润去了台湾后，并未实现来定海接她的诺言，而是在台湾另觅新欢；身世不凡的国民党飞行员刘仲瑞对李丽云情深似海，李丽云对他也是以身相许，可是刘仲瑞却在一次侦察任务中坠机，生死不明；闺密潘绮珍跟着丈夫王天锡去了台湾；雇主秦怡莲带着孩子去了台湾；宋安华老师举家去了香港；宋以文舰长投诚共产党。抬眼四顾，故人都已经如潮水退去，李丽云似乎成了孤家寡人，独自面对未来，一种叫作相濡以沫的东西，悄悄干涸，可未必会相忘于江湖。

在小说的后记中，杨怡芬强调：“我刻意描摹的乱世婚姻和爱情不过是表象，我想探讨的是女性的独立——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独立。”关于创作和评论，评论者似乎更热衷于找出那些溢出了作者所设定的主旨之外的东西，总是小心翼翼地踮脚越过前言后记这类的沼泽，发现更远处的遍地野花，或者荆棘。

乱世中，如同白流苏那般，其他女人一抓到某个男人，便紧抓着绝不松手，可是，李丽云却对一纸文凭充满执念，如同滚滚洪流中一棵树，绝世而独立。然而，这绝世而独立中，却又使人油然而生出悲怆，后面的历史风云人尽皆知，仅仅是国民党军官的遗孀这一身份，就够她死个千百回，凭着一纸文凭，她又当如何？从这里想开去，杨怡芬所写的一个个的别离，似乎就更为感伤，却也凌厉，《离觞》所叙述的，又或者不仅仅是一个李丽云这样的女子独立的故事，而且是一个关于我们所有人的孤独的故事，离别注定是我们谁也无法回避的困境，谁都将在最终孤独地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独自面对未知的黑暗，抑或独自面对那传说中从黑暗顶端投进来的微光。

琐碎的细节左右盘旋，絮絮叨叨，使得《离觞》充满了“人物小说”的意味

李丽云的人生，在一帧帧的世俗相片中展开：女学生穿的竹布旗袍、太太们穿的软缎旗袍、整套的翡翠头面、镶钻的发箍、绣花的桌布和窗帘、上海最流行的发式、舞厅中的布鲁斯舞曲、饭桌上烂烂的红烧肉、韧韧的带子虾、潘家大房子中那些细致精巧的画栋雕梁、李丽云和潘绮珍这对闺密交换彼此的小秘密、跑单帮夹带私货的官兵们……整个定海城就在这些细小的笔触中浮现，一如李丽云手下的盘扣，细密精致，只一展开，便莺飞草长，活色生香。这些琐碎的细节左右盘旋，絮絮叨叨，使得《离觞》充满了“人物小说”的意味。“人物小说”，是爱·缪尔对小说类型的区分，此类小说没有“戏剧小说”情节上的紧张感，而是在缓慢从容中呈现出某种静止的意味，人物立在那里，所有的情节都是人物的附丽，因此，在战火纷飞的宏大的历史瞬间，我们看到的，只是定海城的一些世俗小人物、小景观、小龃龉，即便是身处战火中的宋舰长，也更多的是奔忙于妻子和情人之间的一个凡尘男人。

以日常生活入文，是古今叙事的传统之一，远有曹雪芹的《红楼梦》，近有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王安忆的《长恨歌》，世俗生活的熨帖使得人们在仓促慌乱的人生中稳住阵脚。然而，在《离觞》中，这也只是暂时的，岁月流逝一如脚下轰轰而过的地下暗河，正发出大提琴般的巨大悲鸣。李丽云刚开始寄人篱下，后来拥有了一套自己的宅子、做工考究的四季衣服，甚至是整套的红木家具、镶着金边的茶具，日常生活以这样的方式给予李丽云最为诚实的拥抱和慰藉。可是，杨怡芬又是敏感的，她精心地在小说中将世俗生活的丝丝缕缕钩织成密实的花边，却又在下面燃起了噼啪作响、火星四溅的炭炉。拥有了宅院的李丽云不禁自问：“有钱有势的，都选择了离开，他们家却在此时买房置产，真的是得了便宜吗？”这是对未来的慌张，世俗终究是物质的，也是虚无的，依靠着日常生活的那几分微薄的暖意，能度过几个寒冬？真能如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那般将时间凝滞在某一时刻吗？未必。何况，王琦瑶最终死得极其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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