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读完纳博科夫《文学讲稿》很受震撼，那种细致地观察文本的能力，像一位导览者，穿越着文字的交叉小径，去看到文本各个褶皱角落里面蕴含的，无论是幽暗或敞亮的信息，这个过程被纳博科夫展现得那么淋漓尽致，当时很受震撼。读他的讲稿我才知道文学批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诗人、翻译家胡桑发现，曾有声音认为，在作家面前，文学批评是“次一等的劳作”，“一般说作家是原创，文学批评是服务于写作，甚至于低于写作。”但他对于文学批评有自己的期待——不是很随意地对书进行评论，而是以主体身份在写作过程中进行自我训练或自我的教育。

近期，收录胡桑2010年至2018年间创作的批评文集《始于一次分神》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涉及辛波斯卡、米兰·昆德拉、略萨、特雷弗、君特·格拉斯、鲁西迪、里尔克、帕慕克、阿兰达蒂·洛伊等作家作品。“写作让我们克服（而不是舍弃）了当下现实，克服了其封闭性和束缚性，给了我们一种想象别样生活的可能性，去构造另一种更敞开、无限、流动的生活的方式。”正如他在书中所说：从广义而言，文学可以是一切表达，进一步而言，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文学对创造性的表达有着天然的执著。什么叫创造性表达？倘若文学只能用固有的语法和词汇去书写一种特定的、一成不变的、无从改变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文学总是对某种生活、某种特定的书写进行纠正甚至超越。

“书名叫《始于一次分神》，既是一种写作状态，又是一种批评状态。写作，就是源于对日常经验的一次偏移、一次分神、一次转向，或者说一次错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生活的经验、向往的可能性被激活。”思南书局读享会上，胡桑谈到，阅读与写作正是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辨认，自己认清自己，然后才成为一个写作者，“你不可能成为所有的写作者，你只能成为你自己。”而取道世界文学，能重新打量眼前的、当下的生活，他曾经渴望的其实不是外在的生活，而是陌异的、变形的内在生活，超越束缚在日常认知中的生活，不断被“翻译”着的生活。

胡桑格外迷恋的“分神”这个词，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思想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做电影研究时提出的概念——作为电影观众，专心面对电影作品之际，是被它吸纳过去的，所谓沉浸；整个人被调动起来，吸入一个故事，最后恍然大悟，感觉被洗礼了一遍，走出电影院，发现生活并非如此，但那一段电影时光特别美好。克拉考尔把这种状态叫作“分神”，瓦尔特·本雅明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也使用了这个概念。在胡桑看来，全然沉浸于作品未必能获得满足，自我被另一个灵魂压抑着，但在“分神”瞬间，我们开开小差，想起曾经的一段经历，遇到过的可爱的人，写作的冲动，也在那样的时刻诞生。

“纳博科夫写讲稿，几十页篇幅详细解剖一部作品，这是我向往的目标。”在此基础上，胡桑希望批评更当代，不是被文本俘获，而是更加自由，“只是一恍惚、一瞬间，好像捕捉住了某一点。”让当下与过去产生流动的联系，才是有效的“分神”。

他坦言，如果一个人不喜欢感性的相遇，不擅长在想象中与他人相遇，文学可能就与他无缘。就像书中的句子——“最终我收到了明亮日子的邀请”，在胡桑看来，这种邀请恰恰来自文学阅读。他在同济大学中文系任教时，喜欢上课跟学生们经常聊的作家，如古希腊安提戈涅、索福克勒，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19世纪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狄更斯《远大前程》、托斯陀耶夫斯基的《安娜卡列尼娜》，20世纪《了不起的盖茨比》《局外人》等，“尽管书中人物在时间空间上似乎相距甚远，但每次重读，我好像过上了某种生活，里面有无数相遇的可能性。”

他打了个比方，把阅读当作一种航行——这种航行不能浅尝辄止，观沧海，在距离之外，观看之中觉得经历波澜，而是必须要反复读，“这也是帕慕克教我的，反复阅读，反复的读者，反复的过程中，好像反复出航回来，最后了解海上的味道，各种味道是很切身的，然后才能形成你感受世界的方式。”

评论家李伟长提到书中另一触动他的概念——偏移。和“分神”类似，“偏移”也因阅读而起，把个人从自我经验中带出来，通过阅读遇见新鲜的人物、经历、感受，“这是一次有效的阅读，始于一次偏移，写作始于一次分神。好的写作者，能够把这两个概念清晰地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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