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世界文学评论》第12辑

内容提要:曾大兴教授近期出版《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引起学界同仁强烈关注，在理论创设与研究方法上有着诸多精辟见解。其特点有三:一是“以我为主”之姿态，将“实证研究”作为其主要方法;二是“六经注我”之气概，将“理论创新”作为其发展路径;三是“中西融通”之视野，将“学科建设”作为未来面向。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不仅参与着中国社会发展、文学嬗变、文化转型和思想论争，而且与世界文学不断进行着对话，将在互动、互照、互释与互补中继续前行。《文学地理学概论》的出版是一个美好的开端，必将在促进世界文学地理学的发展以及建设本土化学科的过程中，发挥更多实质性、创造性的效用。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 比较视阈 实证研究 理论创新 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杜雪琴，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研究方向为文学地理学和西方戏剧。

曾大兴教授集多年之思，对所从事的文学地理学的实证与理论研究做了一个总结，集大成于《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3月版)。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学界同仁强烈关注，现已第三次印刷。此书是作者自2012年3月起在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的第四本文学地理学专著，在理论创设与研究方法上有着诸多精辟见解，有必要加以细致阅读并进行再思考。总体而言，此书特点有三:一是“以我为主”之姿态，将“实证研究”作为其主要方法;二是“六经注我”之气概，将“理论创新”作为其发展路径;三是“中西融通”之理念，将“学科建设”作为未来面向。这三个特点，正是作者从事学术研究心路历程之重要体现。作者谈到自己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经历和体会时，有“从实证研究到学科建设”一说，[1]以此对应作者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三个十年”，或可对应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三个阶段”。相信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与世界学术的不断对话中，将在相互促进之中继续前行;而文学地理学成为一门学科的理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

一、“以我为主”之姿态:“实证研究”的方法

“实证研究”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文学地理学概论》是一本理论色彩很浓厚的著作，但是作者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从实证到理论。具体来讲，就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一个结论，然后又通过大量的结论提炼出一个新的观点、新的概念或新的理论。作者首次总结、归纳的文学地理学的六个方法(即“系地法”“现地研究法”“空间分析法”“区域分异法”“区域比较法”“地理意象研究法”)①与“三个结合”(“田野调查与文献考证相结合”“地理分析与文学分析相结合”“文字表述与图表呈现相结合”)(15)，均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而得出的。诚如作者所言:“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不仅是对作家、作品、地名、地理环境、地理景观、地理意象、地理空间等的研究带有浓厚的实证色彩，即便是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带有不少实证研究的色彩。”(448)由此可见，“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新学科，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方法论上的启示，而这些方法的基础便是“实证研究”。

《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处处可见作者对中国古代名著、典籍以及今人论著的引证、参考、借鉴、归纳、审视与反思。作者认为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中国已有2 560年的历史，将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片断言说阶段”(前544-1905)。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三百》中的“十五国风”，到《左传》《礼记》《国语》《战国策》《荀子》《管子》《吕氏春秋》《山海经》等，再到两汉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魏晋南北朝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唐宋时期魏徵、朱熹、祝穆等的著作，均有涉及。二是“系统研究阶段”(1905-2011)。援引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文章中的观点。三是“学科建设阶段”(2011- )，其中多处引用杨义、梅新林、陶礼天、邹建军等现代学者关于文学地理学的论述。书中对于经史子集、历代学人著述中的精妙之思，可谓是多有引述而作为论证所需的证据、材料。作者认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实证”:“中国学术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征实’传统，也就是讲求实证。……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就有很浓厚的实证色彩。实证研究就是讲求证据，就是‘拿证据来’，一切靠证据说话。不是从一个观点推导出另一个观点，不是用演绎法，而是用归纳法。所有的观点都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归纳出来的。”(448)作者作为一位著名的词学研究专家，[2]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确实受到“征实”传统的深刻熏陶，他的所有结论均是从实证研究中归纳而得之。在《文学地理学概论》第二章第三节“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关键要素”中，作者认为气候是影响文学的关键要素，这个观点并非凭空而设，而是经过反复论证与推敲而得。首先，有西方史料为证，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9世纪批评家斯达尔夫人的《论文学》以及其后丹纳的《艺术哲学》，均谈到气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其次，有中国史料为证，南朝批评家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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