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作家、哲学家、文学名流与国王们的友人，以笔名“伏尔泰”闻名。他是启蒙时代的明星欧洲最具影响力且最富有的人之一。那他到底有着怎样辉煌的成就呢？下面请听小编细细道来。在他生活的时代，伏尔泰已因多才多艺而闻名：人们知道他是杰出的剧作家、诗人、小说家、讽喻作家、雄辩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投资者，同时也是偶尔谄媚的廷臣。其数量惊人的作品中，成书于1759年的讽喻小作《赣第德》囊括了他的全部智慧，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赣第德》一经出版即广受追捧。此书带领读者跟随时运不济的同名主角走向他那糟糕的冒险之旅。尽管一桩又一桩的事实表明祸不单行，主角始终坚守传统宗教哲学，坚持“在千万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地方，结局永远会是美好的”的信念。一切事物，从奴隶制到各行各业，皆是《赣第德》诙谐却一针见血的嘲讽与攻击的对象。伏尔泰下笔如利刃出鞘，刺破一切伪装与伪善。

伏尔泰生于传统而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幼年时的伏尔泰瘦小顽皮而机智，是保守家庭中的非典型分子，曾造谣称自己的生父另有其人。到了青春期，荷尔蒙催化下的他才智过人更加无所畏惧，他曾评价一位对手的《后世颂》:“恐怕此诗未能流传后世。他也因此成为贵族的宠儿。伏尔泰还是致富的奇才，通过操作彩票大发横财。他与已婚美妇、数学家杜夏特勒侯爵夫人在1730—1740年间的爱巢西雷庄园，曾是无数精彩辩论与寻欢作乐的乐土与温床。伏尔泰与君王的专制的斗争源于自身经历他曾因年少轻狂而被送进巴士底狱。随后在1726—1729年间，被流放至伦敦的伏尔泰看到了英格兰开放的思想界与法国压抑的审查制度之间的鸿沟。1729年，伏尔泰在返法途中发表了《哲学通信》，开启了他对教廷与极权下的不公与褊狭的攻击，且终身为之奋斗。其间，伏尔泰与法国威权虽暂时休战，但始终未能冰释前嫌。

18世纪40年代，伏尔泰短暂地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御用史官，但宫廷这个“全法国最肮脏的地方”让他彻底失望了。他总结道我热爱真实，但对殉道无爱。”于是他远离权力中心，直到终老。“1755年，伏尔泰迁居日内瓦，四年后又重回故国，定居费尔奈附近。此地与瑞士接壤，因此成为了伏尔泰得以安全、自由写作的天堂。这一点在其笔名中可见一斑：“巴黎大主教”是他攻击教廷时最爱的笔名。借着笔名，他能够否认自己的作者身份，而一众权贵无计可施，只能焚烧他的作品。伏尔泰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以其座右铭“消灭败类”为口号的民权运动。他对宗教自由、审判公平的呼吁引领了一个新时代。而此前，酷刑在全欧洲的监狱泛滥，固腿、夹指、拉肢、禁睡、水刑等逼供手段层出不穷。惩罚有时比这些酷刑更加令人发指。

1757年，罗伯特·达米安试图行刺路易十五，朝廷以惨无人道的方式将其处决:首先，根据法兰西议会的裁决，将其执刀之手施以火烧；之后，行刑人用铁钳扯去他手上的皮肉，再在其创口里填满用高温熔化的铅液；此后，用四匹马拉扯他的身躯，整个过程持续了一刻钟；最后还用刀将他的大腿和胳膊彻底切除。传闻，这位行刺者最后被投入火中时，仍一息尚存。到18世纪，严刑拷打一直是法国司法体系的惯常做法，以强迫不服从者“吐真言”，以最可憎的办法惩罚有罪之人。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并不认同此等行径，他们将之视为与正义无关、宁可错杀也不可放过的野蛮做法。1764年，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一本小册子中记述了这种使人遭受极大痛苦的做法，认为其结果“只能使无罪的人屈打成招”。1762年，一位图卢兹胡格诺教徒让·卡拉被控谋杀亲子，遭到严刑逼供，终于在死亡轮3上认罪。伏尔泰听闻此案，对教廷迷信野蛮的做法与其过度膨胀的司法影响力感到极为愤怒。

18世纪下半叶，普鲁士、瑞典、法国、奥匈帝国与托斯卡纳均废止了司法用刑。1801年，俄罗斯帝国皇帝保罗一世颁布敕令：“刑者，人类之耻也，故应废止，永不再用。”废刑运动虽然不是遥远的梦想，但在当时，用刑并不是必要手段，而是可耻的秘密。尽管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派实施了恐怖统治，约瑟夫·吉约坦发明的断头台令人不寒而栗但它行刑时间短，受刑人感受不到痛苦，从而使司法进一步远离了野蛮的旧制。自然神论者伏尔泰于1763年写成的《论宽容》进一步拓展了其理论，认为理性应成为治国原则，宗教自由不会损害国家安定的主张是当代政府的基本原则。伏尔泰更宣言：“对人施以迫害的权力不仅可笑，而且野蛮。”至此，伏尔泰已在欧洲家喻户晓，腓特烈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与他时有通信，并以“开明专制君主”自居。两位大帝反复邀请伏尔泰访问，而伏尔泰也于1750—1753年间前往普鲁士，与腓特烈大帝共处三年之久，直到两人的亲密关系毁于普鲁士朝廷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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