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

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 

来源:文学评论 【在线投稿】 栏目:综合新闻 时间:2020-10-14

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

最初提到这个问题的是闻一多先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

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

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

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汪曾祺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胡适提出“白话文”,提出“八不主义”。他的“八不”都是消极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没有积极的东西,“要”怎样,他忽略了一种东西:语言的艺术性。结果,他的“白话文”成了“大白话”。他的诗: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实在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语言。相反的,鲁迅,虽然说过要上下四方寻找一种最黑最黑的咒语,来咒骂反对白话文的人,但是他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写的“时大夜弥天、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就很难说这是白话文。

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

比如毛泽东写给柳亚子的诗: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单看字面,“落花时节”就是落花的时节。但是读过一点旧诗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从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里来的: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落花时节”就含有久别重逢的意思。毛泽东在写这两句诗的时候未必想到杜甫的诗,但杜甫的诗他肯定是熟悉的。此情此景,杜诗的成句就会油然从笔下流出。

我还是相信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一点古人的书,方不致“书到用时方恨少”。

这可以说是“书面文化”。另外一种文化是民间的,口头文化。有些作家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战争年代,有些作家不能读到较多的书。有的作家是农民出身。但是他们非常熟悉口头文学。比如赵树理、李季。

赵树理是一个农村才子,他能在庙会上一个人唱一台戏--唱、表演、用嘴奏“过门”,念“锣经”,一样不误。他的小说受民间戏曲和评书很大的影响(赵树理是非常可爱的人。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我十分怀念他)。

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是用陕北“信天游”的形式写的。孙犁说,他的语言受了他的母亲和妻子的影响。她们一定非常熟悉民间语言,而且是很熟悉民歌、民间故事的。

中国的民歌是一个宝库,非常丰富,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中国民歌有没有哲理诗?---民歌一般都是抒情,情歌。我读过一首湖南民歌,是写插秧的:

赤脚双双来插田,

低头看见水中天。

行行插得齐齐整,

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应该说是一首哲理诗。“退步原来是向前”可以用来说明中国目前的一些经济政策。从“人民公社”退到“包产到户”,这不是“向前”了吗?

我在兰州遇到过一位青年诗人,他怀疑甘肃、宁夏的民歌“花儿”可能是诗人的创作流传到民间去的,那样善于用比喻、押韵押得那样精巧。

有一回他去参加一个“花儿会,,(当地有这样的习惯,大家聚集在一起唱几天“花儿”),和婆媳两人同船.这婆媳二人把他“唬背”了:

她们一路上没有说一句散文---所有对话都是押韵的。媳妇到一个娘娘庙去求子,她跪下来祷告,不是说:送子娘娘,您给我一个孩子,我给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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