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

最初提到这个问题的是闻一多先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

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

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

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汪曾祺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胡适提出“白话文”，提出“八不主义”。他的“八不”都是消极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没有积极的东西，“要”怎样，他忽略了一种东西:语言的艺术性。结果，他的“白话文”成了“大白话”。他的诗: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实在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语言。相反的，鲁迅，虽然说过要上下四方寻找一种最黑最黑的咒语，来咒骂反对白话文的人，但是他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写的“时大夜弥天、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就很难说这是白话文。

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

比如毛泽东写给柳亚子的诗: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单看字面，“落花时节”就是落花的时节。但是读过一点旧诗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从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里来的: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落花时节”就含有久别重逢的意思。毛泽东在写这两句诗的时候未必想到杜甫的诗，但杜甫的诗他肯定是熟悉的。此情此景，杜诗的成句就会油然从笔下流出。

我还是相信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一点古人的书，方不致“书到用时方恨少”。

这可以说是“书面文化”。另外一种文化是民间的，口头文化。有些作家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战争年代，有些作家不能读到较多的书。有的作家是农民出身。但是他们非常熟悉口头文学。比如赵树理、李季。

赵树理是一个农村才子，他能在庙会上一个人唱一台戏--唱、表演、用嘴奏“过门”，念“锣经”，一样不误。他的小说受民间戏曲和评书很大的影响(赵树理是非常可爱的人。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我十分怀念他)。

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是用陕北“信天游”的形式写的。孙犁说，他的语言受了他的母亲和妻子的影响。她们一定非常熟悉民间语言，而且是很熟悉民歌、民间故事的。

中国的民歌是一个宝库，非常丰富，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中国民歌有没有哲理诗?---民歌一般都是抒情，情歌。我读过一首湖南民歌，是写插秧的:

赤脚双双来插田，

低头看见水中天。

行行插得齐齐整，

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应该说是一首哲理诗。“退步原来是向前”可以用来说明中国目前的一些经济政策。从“人民公社”退到“包产到户”，这不是“向前”了吗?

我在兰州遇到过一位青年诗人，他怀疑甘肃、宁夏的民歌“花儿”可能是诗人的创作流传到民间去的，那样善于用比喻、押韵押得那样精巧。

有一回他去参加一个“花儿会，，(当地有这样的习惯，大家聚集在一起唱几天“花儿”)，和婆媳两人同船.这婆媳二人把他“唬背”了:

她们一路上没有说一句散文---所有对话都是押韵的。媳妇到一个娘娘庙去求子，她跪下来祷告，不是说:送子娘娘，您给我一个孩子，我给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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