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年的苏俄译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然后中苏两国在社会各个领域展开合作：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等，苏联派出了各领域专家来支援中国。在文化领域开展了全面的合作：文学、音乐、绘画和建筑、舞蹈、戏剧和电影，给我国文化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活力。经济援助结果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但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仍然存在。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这段时间被中国称作“十七年”，是俄罗斯文学著作在中国翻译和出版的另一个黄金期，有些文学著作进行了再版重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苏俄文学译介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共3526种，8200万册以上，远远超出其他国家文学译介。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抛开以往单一的“英雄主义”人物塑造，更加侧重于深度挖掘人性和人道主义。如果说1950年以前的作品多以英雄主义精神为主的话，那么肖洛霍夫则开创了新的局面，《静静的顿河》《或者，可要记住》和《一个人的遭遇》这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饱受战争之苦普通人，战争给普通人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心灵创伤。我国作家刘真创作的《英雄的乐章》就受到了《一个人的遭遇》的启发。

“十七年文学”时期，中国文学产生了许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新儿女英雄传》《苦菜花》《平原枪声》《逐鹿中原》等，还涌现出了如赵树理、周立波、魏巍等优秀作家。综观十七年文学史，“英雄主义”被反复呈现在战争文学作品中，成为当时的重要题材，即表现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作者和读者对此都乐此不疲。那些反思战争创伤的作品，如朱定的《关连长》、路翎的《洼地上的英雄》和刘真的《英雄的乐章》等，遭到了当时主流话语的屏蔽、排斥，甚至打击。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由于两国的意识形态发生分歧，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在此前的60年中，中国人民对苏联的形象来自对文学作品的想象和中国对苏联的正面推广。在六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逐渐冷淡直到交恶。在中苏关系恶化时期，苏俄文学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速度一路下滑，只零星出版了一些文学著作，如爱伦堡的《解冻》，总共才40多部。苏俄译著在中国的传播陷入停滞状态。

虽然中国文学在创作方法上积极借鉴了苏俄文学，但是当苏俄文学发生质变的时候，苏俄译著在中国的传播陷入停滞状态。对于当时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家刘志华认为，中国“此时的战争题材小说批评，把人情、人性与阶级对立起来，把‘塑造完美的英雄形象’作为评论的唯一标准”。

（三）从改革开放至今的苏俄译介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伴随着“文化热”而兴起的“寻根”文学，使五四新文学得到了延续。苏俄文学在两国关系的不断改善下持续升温，中国读者对苏俄文学的热情再次生发。尽管苏俄文学的译介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发展，但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却不如以往。苏联解体后，中国读者受全球化和多元化需求的影响，需求得到满足，再加上俄罗斯实力的下降，俄罗斯文学著作译介数量不断下降。尽管如此，中国翻译界和出版界对当代俄罗斯重要作家的代表作仍保持关注，平均每年有数十种俄罗斯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

我国知识分子开始冷静思考和对待苏联文学。我国文学作品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需求。一些好的文学作品陆续出现，如一些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士兵突击》等，但这些作品很难超越《夏伯阳》和《一个人的遭遇》的思想和艺术水准。

三、苏俄文学译介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对中国文学建设的影响

从五四时期开始，俄罗斯文学就展现了对中国作家的强烈吸引力。鲁迅、瞿秋白、矛盾、巴金、郭沫若、蒋光慈、冯雪峰等著名作家和翻译家是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他们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就与果戈理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存在借鉴关系。在二十世纪初，以辜鸿铭为代表的上海文人就对托尔斯泰的道德伦理和慈善事业表示认可。果戈理的作品《死魂灵》和《钦差大臣》使人含泪地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变色龙》《套中人》和《小公务员之死》中描述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都对鲁迅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郁达夫对屠格涅夫的“多余人”形象深感同情，并继续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时的痛苦心理。巴金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获得了深刻、温暖、悲伤和感伤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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