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生涯应该是从1972 年5 月，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学习开始的。但我几次说过，真正深入密切接触和开展文学活动是自1979年进入《文艺报》编辑部变得切实认真起来的。在《文艺报》这家1949 年9 月25 日创刊的报纸（曾经是以月刊形式面世），伴随人民共和国走过70 年曲折光辉道路的时候，自己曾经的参与也成为个人与报纸的一种史的部分。 《文艺报》的编辑约我写篇记述文章，保存记忆，我即写了如下的文字以示响应。

我1975 年7 月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当时的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工作。到这里工作的时候，方知当时的《人民文学》和正在筹备复刊的《诗刊》的行政编制是在出版局属下。所以，我所在的工作部门就与这两家刊物有不少业务联系。例如，《诗刊》1975年在李季任主编、葛洛任副主编时正式复刊，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复刊通知，就是我参与书写发向全国各个相关单位的。再后来，张光年先生从干校调回出版局工作，并参加出版局党组会。当时的出版局领导，就是希望对文学懂行的他来参与加强领导《人民文学》《诗刊》两个编辑部的工作。张光年先生到来之后，出版局领导分派我到他身边工作，为他开展工作和日常生活提供方便，也叫秘书吧！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张光年先生不久就转身投入并担当中国作家协会的恢复工作中了。这时，我又因为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协助刘杲、宋木文参加组织肃清和批判“四人帮”在出版战线流毒的批判文章活动，当时从出版局下属各单位抽调陈原、范用、倪子明、张惠卿等人，同时认识了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来写作的谢永旺先生。谢永旺先生（文化大革命前就在《文艺报》工作）不久也回归作协参与《文艺报》的复刊工作并担任编辑部主任。这样，我这个已经开始了文学生命的年轻人，在不甚喜好出版行政管理工作的情况下，向谢永旺并张光年先生提出，希望到《文艺报》工作的愿望，并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这样，我就在1978年国庆节以后到当时的《文艺报》所在地北京东四礼士胡同，据说曾经是大清宰相刘庸（刘罗锅）的旧宅、后又成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文革”期间文化部长于会泳办公地点的地方上班。1979年1月，我正式将档案行政手续转入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

来到《文艺报》，方才真正感觉到走向了当代文艺的中心、文学的舞台，汇入了文艺的潮流风浪中。那个时候，因为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不久，文学组织、队伍也还都在恢复的过程中，文艺作品的创作表现都还刚刚开始展开。而这时，《文艺报》在张光年、冯牧等同志的统领下，却勇敢地担负起开路先锋、水下尖兵般的作用。像罗荪、唐达成、唐因、谢永旺、陈丹晨、刘锡诚、阎刚、吴泰昌等这些中间骨干人物，个个都是勇猛的战将。而像雷达、何孔周、高洪波、我等编辑部人员，也都不失勇于冲锋的战士。记得在人们对很多此前曾经受到读者喜欢的作家作品还不敢明确对待的时候，只是因为《文艺报》提及和推崇，就很快得到出版发行，有力地推动了对文学作品的开禁和出版发行工作。我记得，像李建彤的，曾经被认为是“利用小说反党”的小说《刘志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平反和再印刷出版的。另外像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杨沫的《青春之歌》、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巴金的《家》等等许多文学作品，更是得此风迅速面世了。身在《文艺报》，真正地感到了它在那个中国社会思想反思、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推进文明建设发展时期的个性独特作用力量。《文艺报》是当时文艺思想和行动的风向标，是文学变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我参加了1979年秋冬时节，由《文艺报》和《文学评论》联合在崇文门饭店召开的“全国文艺理论座谈会”。这个会有来自全国的近百位文艺理论界人员参加。会上就广泛的文艺理论问题进行交流讨论。因为文艺被禁锢和扰乱的时间太长了，认识看法十分纷乱，大家都很重视这个会议。因为当时的社会思想环境，人们的看法还很不统一。例如，记得有一天晚上，在日坛西门属于全国总工会的日坛饭店礼堂进行的大会发言中，林默涵先生就还坚持认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处理需要重新认识，但对其进行思想批判是正确的看法，就引起了很大关注。 1979年11月，我在西苑饭店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简报采访书写工作。这次会上收获的文艺文学信息内容更加丰富，也认识了很多曾经耳闻或读过其作品的作家，很是开眼界。会上就听说：周扬先生握着艾青的手抱歉地说：搞错了！艾青回答说：你这三个字，一个字管7年还多，我被搞错成了右派22年。这次会议，是全国文艺队伍重新集结和出发的会议，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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