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笔者写过一篇《<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审查报告》①，据说颇获好评（说不定恶评也有，不过笔者没有看到或听到），近日适逢“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以下简称“批评集”）全套六卷出齐，乃决定再作冯妇，为这套书写一篇审读报告，因为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一直是笔者特别喜欢的文学评论家。

一、“批评集”的缘起与结构

从1984年起，布鲁姆与切尔西出版社合作，选择他认为富有启发性的名家文学批评之作，构成大型文集丛书，20年间编辑出版了近千种。布鲁姆将他20年间为这些文集所写的导言汇编成“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②（Bloom’s Literary Criticism 20th Anniversary Collection，2005），分为六卷：《文章家与先知》（Essayists and Prophets）、《史诗》（The Epic）、《短篇小说家与作品》（Short Story Writers and Short Stories）、《小说家与小说》（Novelists and Novels）、《诗人与诗歌》（Poets and Poems）、《剧作家与戏剧》（Dramatists and Dramas）。

六卷“批评集”，总共评论了西方文学史上的作者两百余人（已去其重复——有许多人因跨界而出现在不止一卷中）。每卷所论之作者，依照出生年份排列先后顺序，总体来说有某种“厚古薄今”倾向，绝大部分被评论者都出生在1900年之前。《文章家与先知》卷21人中只有两人出生于1900年之后，《史诗》卷虽然收入了多个中国读者通常认为和“史诗”无关的作者和作品，但仍没有任何出生于1900年之后的作者。其余各卷中有少量出生于1900年之后的作者，以《小说家与小说》卷比例最高，77人中有31人，这几乎可以让人得出“长篇小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形式”的推论了（很可能真的符合事实）。

六卷“批评集”大部分章节由三类文本组成：一是布鲁姆自己的评论、解读和串讲，二是其他评论者的评论选段，三是被评论作品的选段。也有一些章节只有第一或第二类。

某些作家会反复在布鲁姆评论其他作家时出现，这样的作家显然在布鲁姆心目中有着类似标杆的地位。除了毫无疑问的超级标杆莎士比亚之外，稍次一等的标杆作家有《旧约》某些章节的作者、乔叟、但丁、拜伦、爱默生、狄金森、劳伦斯等。几乎每一卷都会有一个或几个标杆作家，他们作为重要人物，起着量尺的作用，使得布鲁姆在谈论其他人的时候，忍不住反复提到他们，有时甚至达到喧宾夺主的地步。

在《文章家与先知》卷中，这样的标杆作家是爱默生。例如在评论梭罗的那节中，布鲁姆连篇累牍地大谈爱默生，说自己重读梭罗，却能“清晰地听见爱默生的声音”。他认为梭罗对爱默生既不能接受，又不能释怀，所以“《瓦尔登湖》的结语响起洪亮的钟鸣，传出的却是另一个人的声音”。

又如在《诗人与诗歌》卷中，布鲁姆花了8页评论美国17世纪的女诗人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但读下来却让人以为他在讨论狄金森：“（至少自萨福以来）在女诗人里，狄金森以最为非凡和让人叹服的方式，在她许多最好的诗歌中都驱使我们去面对其中的性别成分。”接着大段引述狄金森的诗，而布拉德斯特里特几乎被晾在一边了。

如果打算精读布鲁姆的“批评集”，了解这种标杆结构是非常有用的，它可能提供了提纲挈领掌握布鲁姆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的某种捷径。当然，任何时候都应记住，布鲁姆的标杆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极强烈的个人色彩。

二、布鲁姆的文本归类与轻重选择

在富有集大成色彩的六卷“批评集”中，布鲁姆当然要充分展示他的别具手眼与众不同，展示的路径之一是他对文本的归类。布鲁姆文本归类的独特性，在《文章家与先知》卷和《史诗》卷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首先，“文章家与先知”这个类，就是中国读者接触西方文学时很少遇到的。这个类有点像中国读者习惯的“思想家”，里面收入了《旧约》，以及蒙田、帕斯卡尔、卢梭、克尔凯郭尔、梭罗、尼采、弗洛伊德、萨特、加缪等，这些作品或人看上去确实很像“思想家”。但是，布鲁姆谈《旧约》时，仅其中的《雅歌》就谈了5页，他引用“正统犹太教历史上千古独绝的阿基巴拉比”的话说：“所有圣典皆神圣，然独《雅歌》乃神圣之神圣。”但是《雅歌》其实很难挖掘出多少思想性，因为它是很“文学”的——其实就是朴素的古代色情歌谣。③另外，这卷当然还有布鲁姆的标杆作家爱默生，甚至还包括赫胥黎和他的《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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