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其.新时代建筑文化的鼓与钟——曾昭奋《建筑论谈》文集窥豹[J].重庆建筑，2019（6）：5-6.

《建筑论谈》曾昭奋著天津大学出版社，2018.

上世纪50至60年代之交，我从哈工大毕业后刚刚留校教建筑学，深感自己知识面狭窄，特别是由学校派到清华大学进修一年，领略了那里的学术大师们的高深造诣后，更加自愧浅薄，于是猛读一些文科理论书来自我补课。那是在1962年，读到一本大学文学概论教材，其中讲到文学理论包含三大部分：文学史、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多年来反复思索，建筑学理论的构成应当也是如此，包含建筑史、建筑创作、建筑评论；这也就是学科结构的共性吧。我国建筑前两部分在教学和研究中早已形成体系，大师辈出，毋庸多虑。而后者，与国际建筑界的情况相比，则大为滞后和缺失，反映出我国这门学科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整和健全的阶段。这就是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初期我国建筑界的状态。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面对世界性挑战，中国建筑向何处去？这个大论题及相连带的无数具体论题，都需要中国建筑学人认真研究和回答。那时候左的习惯观念仍然强固，有的建筑师只顾埋头做方案，不讲理论，不谈观点，模仿抄袭西方的新东西，闷声发大财；然而可悲的是他们放弃学习，失去了鉴别能力和创新活力，忘记了承担建筑事业在文化意义上的现代化从而振兴中华的使命。更由于缺少评论环节，好比产品没有检测手段，良莠不分，导致城市空间的文化危机。现在许多人怀念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个百废待举，思想解放的时代。有较少的一批建筑学者，尽管甚至可说是寥若晨星，却毅然地担当起建筑评论这个舍利求义的时代角色。清华大学的《世界建筑》创始人集体，包括这部文集的作者，其中最重要的骨干之一的曾昭奋无疑是披荆斩棘开拓的新时期我国建筑理论特别是建筑评论的先行者。

我有幸于1960—1961在清华进修的一年中，恰逢曾昭奋刚由华南理工毕业分配到清华，两个20多岁的“小毛头”同在一个教研组，很快成为挚友。在清华他虽然算是“外来者”，但在基本功、刻苦勤奋和学术造诣方面独具特色，很快入列成为这座全国顶尖学府的一位杰出的青年教师。文革风云过后，到80年代，在汪坦先生的支持和学术领导下，《世界建筑》率先打开了引进国际建筑新风的一扇窗户，对国外理论和作品的介绍和评论都是严肃认真的，对促进我国建筑创作和设计思想的现代化起到了春风化雨的积极作用。我也荣幸地与《世界建筑》结缘多年，承担通信编辑并撰稿数篇。步入壮年的曾昭奋直到退休以后，一直坚守在《世界建筑》这块基地和建筑评论的学术阵地，一方面谦逊地承袭清华老一代伟大学者的严谨学风，更进一步发挥了舍我其谁的学术胆识，四十年来，著述三百余篇（部），无一不紧扣时代脉搏，步步着地有声，或为进军鼓，或为警世钟。对新生事物热心左搀右扶，对不良倾向敢于前阻后贬，这就是曾君一贯的学术风格。

文集自选87篇“建筑论谈”。全书包含五大部分：评论（22篇）、杂谈（19篇）、读书编书写书（20篇）、青年建筑师（14篇）、世界建筑（12篇）。洋洋洒洒，有的如金鸡报晓（《后现代主义来到中国》），有的是解悟大师（《一代大师出梁门——梁思成先生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五十周年》、《上下求索，指点江山——读吴良镛院士城市规划论文集》、《云归岭南——莫伯治与岭南佳构》），有的是鼓舞后进（《崔凯的两个临街建筑》、《青年建筑师的盛大节日》），有的是匡扶真理 （《给徐千里、支文军信》），有的是辨伪求真 （《一种严重倒退的建筑创作指导思想》、《西客站的故事》）。如此等等，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篇都是一个建筑事件的历史里程碑。

在“读书·编书·写书”这一辑中的最后一篇《＜圆明园园林艺术＞（中英合刊版）后记》（386页），读来令我感到震撼和惭愧。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同清华的何仲义先生奋力完成了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家园林的研究并写成专著出版。而那时我刚才结束十年的学术荒废，由一个工厂土建技术员身份调入重建工做教师，为备课上讲堂已经不得不全力以赴。在80年代初听说清华学者包括老友曾兄参与发起重建圆明园的志愿组织，曾经觉得“四化”目标尚且如此遥远，当下哪有闲心去管圆明园废墟。那是个中华民族百多年来的历史伤心之地。诚然早就读过李大钊的凭吊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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