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真理越辩越明。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就文艺批评表达了鲜明的观点。这些观点值得我们深思。 多年来，文艺评论界存在不少问题，如习总书记提到的：“一团和气”“一评就跳，一评就骂”的不正常氛围，“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的错误价值观等，这使得文艺批评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文艺评论的发展之路任重道远，迫切需要找到健康的发展之道。为此，本刊记者特地采访了一批上海以及北京、台湾的不同文艺领域的评论家，共同探讨如何打磨好文艺批评这把“利器”。 文艺批评家的自我修养与品格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感慨，习总书记对文艺批评的批评，如“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不能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等等，说得非常到位。“我们搞文艺评论的人对于‘批评’的问题还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习总书记提得非常尖锐。我个人觉得有一种解放感。习总书记还讲到，批评的品格在于实事求是。也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我觉得现在文艺评论存在两大问题：有坏不敢说，有好说不好，失去了基本立场。我们有些评论家，包括一些名声很大的评论家，艺术鉴赏的趣味、直觉、能力都比较薄弱，面对一部文艺作品评价不出它的好与坏，即便说好也说不到点子上，评论美院国画系刚毕业的学生的好居然和评论齐白石的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要以习总书记所说的，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来评析和鉴赏作品。如果是评论一部有影响的重要作品，要将之放到整个文艺创作大背景中并要参考大众对这个作品的反响，用美学的、艺术的眼光来关注作品，同时注意：讲好要防止吹捧，讲坏要防止酷评。” 在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看来，目前文学评论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多数批评家不在生活第一线。“九十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学生，最重要的时间都在学校里度过，无形中跟社会是隔离的，对生活的理解很肤浅。评论家尝试对文学作品进行判断时，是依靠两种经验：个人的生活阅历和阅读书本的知识积累。高校每年培养那么多文学博士、硕士，可是为何评论家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学校教育体制有问题，在培养专业人才时，没有引导他们关心社会，反而是把他们引导到一个不关心社会的道路上去。当然，缺乏生活经验的学生也可以通过努力成为好的学者，但问题是，如果把这样的学术传统用到与生活必须保持密切联系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领域，就会出现问题。” 陈思和认为，文学批评也是创作。“一个好的作家通过艺术形象表达对生活的感受，这个形象一旦进入社会，就会吸收社会上的各种因素，读者也是带入自己的经验去理解作品，不过读者的解读往往是片面的，他们没有这个义务来客观判断作品。那么谁对文学创作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发言？是评论家。评论家也是从生活出发，借助作家创作的形象来阐述他对生活的理解，如果评论家认为作家对生活的理解没有新的认识，那么他就可能进行批评，如果作家的理解更为深刻，那么评论家可以通过学习，把作家藏在作品中的更深的意蕴阐释出来。”在陈思和看来，文学评论家判断作品的依据就在于生活，作为评论家，理论是需要的，可以起到丰富视角的作用，但最关键还是要了解生活，要长期关注研究生活。同时，陈思和也建议自己的学生多评论同代作家的作品，做同代评论，“因为他们跟同代作家面对的是同样的生活，感受也相近，更能够理解作家的甘苦。” 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也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创作，“是 批评家心理结构和作家心理结构的最大程度的契合，是为了‘借了你写出我自己的话’”。 汪涌豪指出，文学批评所面对的对象首先应该是作品本身。“如果不认真看作品，从各种国外理论中拉来几条杠杠、找几个切口，加上引用一些小说里的人物、情节，自己发挥一通，这样的文学批评，很难说有什么留存价值。”汪涌豪表示，认真读作品、从自身感受出发，写有血有肉的文学批评，才是批评家们应该做的。“真理是很简单的，不需要名词术语、西方理论概念，就是作品能不能引起你心灵的碰撞、共鸣，然后你通过写作去探求其中的血肉印证。一方面使作家未尽之言显露出来，另一方面在作品的树上长出新的枝条。批评家不是干草，不是没有情感血性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文艺评论具有很强的引领性，各个艺术门类的批评都有具有引领作用的核心人物，这些人物可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也可能是年少气盛的新锐，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有强烈的实践性和开阔的理论性，不是一枝一叶地对作品细节进行分析，而是启示、引领创作者的观念，推动文艺创作的发展创新突破。”中国剧协副主席罗怀臻缅怀道，当时他正处于戏剧创作的起步、成名阶段，明显感受到当时的戏剧理论、文艺批评的启发和引导，一些品评他作品的学者道出了他尚未觉察的审美意识，促使他的创作由不自觉到自觉，同时评论者也各自丰富了自己的理论。“我认为，评论家不仅仅为创作者服务。创作者是促发他理论创新的一个客体，通过对客体的评价，评论者收获了理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评论。可惜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商品大潮到来以后，传统媒体上出现一批功利主义者，真君子不想趟浑水，转向高校了。进入新世纪，文艺评论有重整山河的意愿，但现在看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改观，评论家身份、评论阵地不独立，独立评论的呼唤还是流于形式。另外，文艺评论运用的理论也很滞后，有的评论家非常勤奋，但认认真真地说了一些过气的话，完全不理解当下。一直以来，上海是文艺理论人才的高地、创作的高地，但目前而言，至少在文艺理论上是滞后的，文艺创作缺乏先验理论的引导。” 画家、美术评论家谢春彦告诉笔者，近些年他在创作过程中不时会感到找不到方向。他相信好的艺术评论能点化像他这样的迷茫的创作者，可惜现在主流媒体上很难找到这样的评论。谢春彦认为，现在美术评论最大的问题是被商业、名利俘虏，有钱人可以印非常昂贵的画册，请非常有名的评论家写评论，吹捧程度令人咂舌。“这种红包评论，不是单独的现象，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一些评论家堕落成‘坐台小姐’，给钱就行。你可以写得不好，但不写假话行不行？这种评论不但对被写者起不到点化、促进作用，还会形成一种视觉、心理的污染，尤其对还处于学习阶段、没有形成正确艺术观的年轻人，这是非常有害的。从前讲家国情怀，现在人文精神的弱化成了当下我所看到的美术评论的通病，不容乐观，会误人子弟。知识分子尤其是评论家不可以看不起老百姓，但内心深处必须留有一点最基本的高贵的东西。记得普希金说过，决不轻易低下那高贵的尊严的头颅。现在有多少高贵的头颅？美这个东西虽然讲不清，但是也有个公正的美学标准，不能把个人的喜好作为评论 的标准，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评论家必须要考虑自己发表的评论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我觉得，做评论要抱着严谨的态度，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偏爱。我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有的戏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因为是某个剧种、某个明星演的，几乎所有的评论一边倒地叫好。”青年编剧管燕草指出。在她心目中，一个好的评论，并非看了一出戏就马上评，而是必须先了解这个剧种，并与其他剧种进行比较，这样才可能进行比较全方面的评论。“作为戏曲院团，很希望评论家能站在美学的、理论的高度给戏具体的建议。但是目前戏曲方面的评论家太少，其他领域的文艺评论家往往对戏曲不是很熟悉，一些评论家甚至带着质疑的目光来看，譬如觉得外国音乐剧市场很好，但戏曲的市场在哪里。我认为，两者发展状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所谓“文艺批评家的自我修养与品格”，既包含了道德修养层面，也包含了艺术才华层面。优秀的批评家本质上是作家，既要具备“敢于批评”的人格，还要具备“善于批评”的才华，两者缺一不可。 新媒体时代文艺评论家的转型 “近年来，互联网等新媒体蓬勃发展，改变了文艺评论的形态。网络上文艺评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传统评论在内容、方式、语言上存在一定不适应。要适应互联网、新媒体的特点和规律，以网络评论作为突破口，积极建设和运用各类新媒体工具，推出文艺评论栏目和文艺评论精品……”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告诉我们，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艺评论家必须要关注、适应新的传播方式和文艺评论形态的转变。 知名影评人周黎明告诉笔者，2000年时他开始写影评，发表在主流媒体上，并在一些报刊上开设专栏。近年来，他发现不少主流报刊的发行量依然非常大，但是影响力式微，不能跟网络上的传播能力相比。“现在整个格局变了，信息渠道多了，谁都可以在网络上轻易把观点亮出来，评论家的声音只是众多声音中的一种。不过，现在网上信息越来越丰富的同时，鱼目混珠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一些标题党的文章对外行的观众可能更有吸引力，理性客观地评论影片的文章反而难以在网络上流传。” 佛吉尼亚军事学院中文教授、美国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博士马纶鹏告诉笔者，美国的文艺评论也受到网络的巨大影响。“以文学为例，《纽约时报书评》《纽约书评》《洛杉矶书评》都是专门的书评杂志，《国家》《纽约客》和其他杂志每期也会刊有书评，可是日渐萧条；新媒体冲击之下，最流行的还是网络评论，比如亚马逊通过大数据每年都会统计好书种类，刚刚推出2015年一百部最佳图书，和 《纽约时报书评》的权威性和趣味性不相上下。不过在网络上，再好的评论也会被淹没，除非评论本身变成一种‘现象级’的讨论。” “过去的十年里，由于互联网的冲击，很多传统媒体的职业影评人被炒鱿鱼，因为大家在网络上就可以看到影评，而且互联网上冒出来的很多影评跟纸媒上是一样的，一种精英化的影评。在美国的网站上，一般网友的发言讲道理的多，捧杀棒杀的比较少。因为在互联网之前，它的影评体系是比较健全的。然而，我们这边的评论界生态本来就有点畸形，互联网的发展也是跨越式的，与美国的方式、条件不一样。”周黎明说道。那么国内的影评人该如何面对网络的冲击呢？ 周黎明认为，真正有水平的影评人需要去学会用互联网的语言发言。“比如清华大学的尹鸿老师就是跨平台的专家，他的专业素质非常高，同时他可以把专业素质转化为观众听得懂甚至喜欢的方式在网上表达出来，这样的评论家需要更多一点。”周黎明透露，自己也在适应新的传播平台的转变。“我一开始对微博挺不接受的，一定不能超过140字的规定让我特别不习惯，这在我看来往往只能给个结论，无法阐释清楚，但我认为职业影评人的价值是说出所以然，好的影评是给观众提供思考的余地，而不是给出标准答案。那么，为了适应当下表达平台的转变，在微博上表达观点时，我可能会只写一个点，尽量不要光给结论，而给论据，即便是结论也是以轻松的方式说出来，把喜欢的道理写出来。” 开放的网络平台上“众声喧哗”，个人的观点很容易淹没在“各抒己见”的汪洋大海中，但也很容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对文艺评论家而言，也是一大挑战。2013年，周黎明因为批评《小时代》而遭受郭敬明粉丝网络上的围攻。周黎明认为，粉丝心态跟评论是最大的天敌，粉丝树立了一个绝对的标准，对偶像做的任何事都是无条件的诚服。既然明白这点为何还要发声呢？什么时候影评人必须要发声呢？周黎明回答道：“当产生误解的时候，比如很多人觉得《小时代》卖得好所以就是优秀影片。郭敬明有大量粉丝，影片肯定卖得好，但绝对担不起优秀影片的称号，所以出现这个称号时，我觉得有义务站出来表明我的观点。还有，对于那些有才华但是没有宣传经费的影人的优秀作品或者是价值未被充分认识的优秀作品，我也觉得有责任发声表示支持。”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表示，过去很多影评对人的价值观、审美观有一种导向作用，但是现在的大众媒体上主要是一些影迷消费性质的评论，有一些写得很精彩，但是格局不会大，不会站在历史人文的概念上判断作品的优劣。“此外，评论也成为电影宣发环节上的一个链条，大众纸媒上、网络上出现了很多以营销为目的的红包评论，而那种有情怀的、严肃并且带有学术性的评论更是难得一见，这是当下电影评论存在的非常大的问题。” 当然，也不是没有严肃评论，只是这样的评论必须进入消 费的过程、通过媒体，才可能被大众看到。在石川看来，电影产业更新换代的速度使得严肃深度的评论不适应现在的写作传播方式。“目前主流的报纸也要求时效性，需要评论文章短平快，电影上映后三天内要出稿，这也意味着影评不可能写得很深入。热点几乎把评论绑架了。但是谁规定影评一定要围绕热点呢？非热门的大片、冷僻的话题，经过深入思考、积淀后可能反而更出效果。”石川告诉笔者，有闲时，他会坐下来写一些关于某部经典影片或某电影现象的评论文章，写完后就挂在自己博客上。“我那个博客访问量很高。文章放上去后我不会去特意关注，但有时偶尔一看，会发现某篇博文3万多人看过，有些人收藏，有些人留言，文章的作用就起来了。前一段时间，《大众电影》杂志为中国电影110周年这个主题向我约了两次搞，因为没有时间写，我婉拒了。后来杂志编辑在我的博客上看到我几年前写的几篇文章，觉得不错，就请求拿去刊登了。这也是网络媒体的好处。”石川认为，目前上海影视界站在一线的、能够跟电影现实和产业紧密贴近的评论家很少，倒是有一股清流在民间。“上海大概有十来个青年影评人，写得很专业。只是主流圈子不会关注他们，一般主流媒体也不会接受他们的评论方式。不过他们有自媒体，在网上非常活跃。” 表演艺术评论台台长纪慧玲告诉笔者，目前在台湾，表演评论主舞台都转向了网络媒介，包括个人脸书、部落格文章的披露或转贴、分享，《Par》电子书阅读型式及网络“抢先看”手法等等。纪慧玲曾在《民生报》文化版担任记者，1997年时，台湾的平面媒体未见固定表演艺术评论专栏，民生报“民生剧评”首开先例，每周一固定专栏版面，邀约特约评论人撰稿。随着媒体生态每下愈况，文化版自身难保，2002年前后，专栏版面还是消逝了。2011年9月，网络评论平台——表演艺术评论台建立，是迄今为止台湾演后评论容量最多、生产力最高、节目覆盖率最高的言论平台。 纪慧玲认为网络平台使得评论具有新的风格，“首先，‘平台’概念已取代了‘专栏’框架型式。在网络时代，因私有空间与公众空间不断混同、让渡、位移的结果，个人与评论作者拥有的发言位置与权力已不再稳固，或至少不再是形式上的独一。不少演出团体频于贴出观众回响，以与评论文参照即为一例。同时，网络平台开放投稿机制，鼓励公众参与讨论或响应，形成某种广泛讨论的氛围。其二，网络容量大幅扩增，书写量随之也激增，形成不同面向的评论风格。其三，从评文被转贴、分享次数来看，只要有评文产生，流通速度往往很快，显见观众非常乐于分享观赏文，这也是表演艺术高度参与感的特质的显见之一。” 以上各界评论家的描述和阐述，让我们清晰看到，在新媒体时代，文艺评论家的转型迫在眉睫，如果墨守成规甘居一隅，“影响力稀释”是毫无悬念的。 按艺术规律推动文艺人才队伍建设 毛时安指出，目前文学评论人才相对而言比较多，基本上密集在学院的中文系里。“我觉得学院里的评论家可以适当走向社会，把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成果一部分转化为公众社会需要的批评产品，不必画地为牢，当年的许多大学问家大批评家，如朱光潜、李健吾都有介入艺术实践的评论；其次，艺术批评比文学批评，如戏剧、音乐、舞蹈等，更加迫切需要人才。美术评论的需求量很大，写美术评论的人不少，但缺乏认真写作的高端人才。” 上海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胡晓军说，从总体看，目前上海的文艺评论队伍人才多但不均衡。首先是学院派多，实践派少。其次，文学、话剧、音乐、影视等领域评论人才相对较多， 戏曲、曲艺、杂技、舞蹈和创意文化产业等领域相对较少。胡晓军建议，虽说隔行如隔山，但艺理实相通，可考虑引导某些艺术门类的评论家，多接触其他艺术领域的作品尤其是创意作品，以自己的艺术直感和学识底蕴参与评论，为创作提供间接的参考。合理的跨界评论，对创作者与评论者扩大视野，开阔思路，激发创意都有好处，也可对评论的不均衡状态起到一定的调谐作用。这种工作必然需要一些组织及工作平台来实施。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认为，跨界不是不承认批评的专业性。“譬如一个文学批评家没有电影方面的某些专业知识，能否评电影？我认为完全可以。电影是面向大众的一个直观的艺术，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公共的图像，图像必须接受大众的检验，文学评论家当然也是大众中的一份子，前提是评论的方面不是电影专家才懂的技术、电影工业内部的事情等。各种艺术都有相通之处，‘跨界评论’可以从相通之处讲，而不是外行一定要讲内行话。”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指出，现在在音乐评论界有两批人在搞音乐批评：一批人是社会上的乐迷，包括媒体人，这些人获得的资讯比较多，对市场比较敏感，文笔比较活泼，在上海有这样一群人，北京更多；还有一批人是学院里学音乐的师生，受比较正规的学院训练。“目前这两批人之间有点隔阂，甚至相互间有点误解，我觉得对于音乐评论而言，这两股力量都不可或缺，都各有所长，可以相互学习。非学院派的，要加强音乐修养，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提高，使自己更加专业；学院派的要加强文字功底，还要知道一般音乐爱好者接受音乐的态度。相关组织上也要鼓励让这两股力量形成合力。” 目前在评论界，媒体评论人是不容忽视的力量，但也颇受争议。《新民晚报》首席记者朱光认为，媒体评论人的困惑主要是身份界定。“作为媒体人，代表的是身处媒体的‘官方’话语权。作为评论人，代表的纯然是个体观点，一家之言，相对独立。公众对‘媒体评论人’的身份认识不尽相同，导致对‘媒体公器’和‘媒体评论人一家之言’区分不清，从而对刊载在媒体上的评论文章的性质判断有差异。这一困惑，是伴随着文艺评论生态是否健康而产生的。如果媒体评论人言行端正、被评论者也同样心怀正念，那么健康的生态环境，就不会带来与文艺无关的困惑。当然，艺术家的创作规律之一是受情感驱动，并且这股情感甚至还会绵延到对文艺评论的敏感，这是人之常情。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孩童。因此，心怀慈悲的文艺评论更受尊重、更容易被接受，就像给孩子喝的咳嗽药水要调制成草莓味一样。” 管燕草表示，她所在的上海淮剧团的主创团队逐渐年轻化了，所以剧团也希望听听年轻人的声音。“但是在上海中青年评论家很少，对于戏曲关注的更少。从院团角度来说，希望能有更多中青年评论家来关注我们剧种、剧团，我们也愿意提供便利，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现在我们剧团的戏排到一半时，就会有热情的观众到排练厅来看，也希望评论家能主动过来，在戏的排练过程中，就给予反馈意见。” 郑辛遥漫画 青年评论人才是文艺批评发展的潜在生力军。为建立一支覆盖全国的青年戏剧评论家队伍，2014年10月，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市文联主办的全国青年戏剧评论家研修班在沪开班，共有50位来自中央媒体和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戏剧评论精英参加研修。此班具有很强的凝聚力，研修完毕后学员间依然进行着各种交流探讨。2015 年8月1日，“青评班”的大部分学员都参与了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浙江省文联主办的中国青年戏剧评论家“西湖论坛”，开展以《我们的戏剧——中国戏曲如何走向未来》为主题的学术探讨。“从‘青评班’到‘西湖论坛’是一种延伸，一种递进，一种发展。这批青年人毫无迂腐之 气，毫无偏激之词，毫无戏迷票友式一叶障目的自恋沉迷，视野开阔，思维活跃，胸襟坦荡，摆脱了常见的关于继承与创新永无休止近于恶性循环的无谓辩论，更注重现代立场下的传统回归，真正开辟了一种新视角、新观念、新话语、新文风。”罗怀臻评价道。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非常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为此专门设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青工委希望把‘西湖论坛’变成一个全国青年文艺评论平台，包括各个艺术门类，每年举办，设分会场。”中国文艺评论家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西湖论坛”秘书长沈勇说道。作为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他也在推动当地青年评论人才的培养。“去年，我们评协在杭州高校建立了9个不同艺术门类的青年评论社，参与者大部分是文学艺术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年轻老师。首先，我们会不定期请一些理论专家、导演、演员等去高校评论社进行讲座；其次，搭建一个观摩平台，让社员免费观看电影、舞台演出等，同时要求他们看完后写评论，我们会请专家给予指点；第三，我们会把社员的文章发在协会的微博上，或结合当地媒体的需要，组织版面发表。” 文艺理论家王纪人介绍，上海作协也在有意识地发现、培养评论的苗子。“现在大众阅读中，尤其是青年人的阅读中，缺少真正好的作品，特别是经典，往往被束之高阁，无法进入真正的审美现场。2010年上海作协编了一套《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共131卷，最近特意挑选了25篇小说在网上公布，组织、鼓励青年学子重新阅读经典，并撰写文章。” 胡晓军认为在培养青年评论人才时，要特别注意遵从该领域人才成长的特殊规律。“许多文学艺术门类特别是舞台表演类，人才成长的规律是‘英雄出少年’‘出名须趁早’。但是评论家不到40岁以上，很难真正成熟。要成为一名成熟的评论家，首先要具备中外历史、人文等各方面的知识素养，打下扎实的学理基础并形成自己的学识及评判能力；还必须有意识地接触大量文艺作品，追踪观察当代创作思潮，在不断的思考和写作中慢慢成长，直至形成稳定而又开放的文艺评价体系。这个过程没有二三十年的积累，是办不到的。因此，不可过于轻率地说文艺评论队伍‘人才老化’。当然，对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培育引导奖掖，极其重要，因为中老年评论家就是从青年而来的。只是对于青年，我们的心态不可急于求成，作为不可揠苗助长。” “老化”与否，年龄是一个方面，知识结构又是一个方面。不过“寄望青年评论家”总是没错的。总体说来，青年评论家的展现舞台还较缺乏，成熟总是相对的，多给他们平台亮相，才能让更多的青年评论家脱颖而出。 要做好“剜烂苹果”的工作，需要独立批评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谈到，“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儿。” 很多文艺界人士对于习总书记打的这个生动比方印象深刻，因为文艺界长期缺乏客观犀利的“批评”声。“目前的文艺评论界，说好话和赞美的多、抬轿子吹喇叭的多；实事求是少、直言不讳更是少。”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漫画家郑辛遥感慨道。 汪涌豪指出，文学批评一定“要讲负面的话”：“我们往往喜欢把话说得太满，但其实再伟大的作家，其作品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一个好的作家，是能承受批评的。只有这样，创作才永远是未完成的状态，永远是清醒的、在途中的。文学的历史是时间写的，无论作家还是批评，都有一个被时间淘洗的过程。时间会做出安排。” 毛时安认为，文艺评论家不敢“批评”，跟目前文艺评论受到几个方面的制约有关。“第一，人情的制约；第二，金钱的制约；第三，市场的制约；第四，体制的制约。不少地方上重要的文艺创作，都是由当地政府主管部门背后推动运作，作品总策划、总监制、出品人上挂名的就是当地的宣传部长或分管的副市长或文化厅厅长，评论家若一批评就把这些领导都得罪了。所以我个人主张，今后文艺创作除了必须的，其它‘戴帽穿靴’都不要，这是有碍文艺批评健康发展的。同时，作为评论家，独立坚定的文化立场、健康的人格很重要，要努力摆脱四个制约，展 现批评的理性力量。” 近年来，评论家与被评者之间的官司也多了起来。前些年，谢春彦因一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耶》被范曾告上法庭，最后范曾撤诉。“这说明现在有些艺术家连起码的容言之量都没有。二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批评文章，远比这篇文章厉害，有些指名道姓，有的写得很尖锐，但从来没有惹来官司。以前，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一般就在报纸上发商榷或争论文章。譬如，鲁迅和施蛰存笔战，施蛰存并没有因为被鲁迅痛骂就告鲁迅，或是作出很过激的反应。所以说，中国的文化人，要有点责任感、气节，还要有点气度。” 前一阵，有位影评人发布了一篇质疑《夏洛特烦恼》有抄袭嫌疑的文章，引起片方不满，并提起诉讼，声称对方诽谤名誉，要求赔偿221万元。不过据石川了解，要求巨额赔偿这样的回击不算厉害的，前几年北京电影圈内传出，有人出价买一个影评人一条胳膊，那个影评人吓得到老家躲了几年。“现在评论界面对着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票房至上的当下，若你批评了某部影片，片方要么给你一笔封口费，要么来硬的进行威胁。我在上课的时候，会提醒年轻学生，批评的出发点是与人为善，评论时要尽量客观，不要太极端，太刻薄，这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 郜元宝指出：“有些来无影去无踪的评论人，忽然发出批评声，会让被评者害怕、紧张，尤其对电影来说，可能会影响票房。但是如果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良性的批评机制存在，具有相对的权威、公信力，选择比较合适的时机比如影片下映后评论，电影人可能就不会太敏感。权威批评也需要某种透明性。”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郦国义指出：“习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我认为，文艺评论也应该把人民作为文艺评论的主要服务对象，文艺评论应该把美育普及、提升整个民族的审美素养作为重要职能。”对此，郦国义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继承发扬中华美学精神，加强文艺理论建设与普及。像钱谷融先生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理论，既有深刻的内涵，又深入浅出，让民众易于接受。第二，对文艺作品进行鉴赏、评析，引导受众去欣赏好作品。对于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文艺评论也要参与议论和引导，从根本上提升大众的美学修养。第三，通过文艺评论提高文艺界从业者自身的文化素养以及艺术作品的质量。就像王朝闻先生的艺术评论对川剧、评弹的分析，促进了两个剧种的发展。文艺评论家应该在这方面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 杨燕迪认为，目前要建立评论的独立性，不能只是道德层面的要求，要有正常的体制支撑。“上海这几年演出市场高度繁荣，也有一些媒体在积极跟进，如《文汇报》开设了音乐评论版面，且跟我们学校合作，我校师生会对重要演出等做相关评论。但这也有问题，由于篇幅限制，更深度的思想性、文化性的观点难以阐释完整，也难以树立权威的评论家。因此我一直在呼吁建立类似于欧美国家的比较成熟的专栏评论家制度。国外，大型正规报纸一般会有音乐评论专栏，往往定期聘请专业的评论家撰稿，聘期可长可短，最短一般不会短于一年。这个体制里评论家是一个固定的职业，拿的是薪水，不是稿酬，他们写作的自由度也比较大。这些权威的职业评论家在专栏上长期发声，也影响了所在城市的整个音乐生活，并引导一般市民的音乐趣味和审美意识。专栏评论员要对报纸负责，若专业程度不够或不公正，就会被解雇，因此他们很重视自己的声誉，有自己的立场。我认为从制度上保障独立性，才可能解决评论面对的诸多复杂问题。” 马纶鹏指出：“美国文艺少严肃经典，但文艺评论却是一朵奇葩，独立，坚韧。很多专业的评论家对自己的文字负责，走心，不盲从，不软文，利益上不求人。美国大众习惯的传统方法是读书、听剧、看电影之前看看文艺评论，所以百老汇一个戏的成败和当时纽约一二十家报纸第二天的评论有直接关系。虽然现在网络发达，但无论怎样，由于评论的独立、客观与导向性，当美国人困惑或想被指点迷津的时候，他们还是依赖这个值得信赖的评论机制。” 当然，独立评论机制的建立并不仅限于媒体。去年4月21日，山东在全国率先建立“签约文艺评论家”制度，所有签约文艺评论家按每人每年2万元的标准补 贴，经费列入每年的财政预算。省委宣传部每年还将对签约文艺评论家履约情况及成果质量进行评估，并根据考核情况落实补贴奖励政策。每批签约文艺评论家聘任期限为3年。 80后批评家 他们为何姗姗来迟 纪慧玲介绍，表演艺术评论台是当地的文化艺术基金会提出的项目计划，委由民间单位执行办理，无经费之忧。“为维持评论独立性与公正性，本台针对投稿文章订有投稿规则，规范基本伦理与守则；针对网站主动邀请的驻站评论人、特约评论人、项目评论人，亦彼此建立相关守约共识，期建立可供外界检视的评论指标。具体来说，观赏演出涉及购票与赠票，本台均要求评论人（不包括投稿作者）自行购票。本台规范评论台人不得担任、参与被评论对象（作品）从制作到演出的全部工作内容，包括顾问、推广讲座、导聆等工作，以回避相关利益或利害关系。对可能引发外界联想的网络关系，比如师生、同行、亲属，亦建立基本回避共识。” 看来，在探讨“独立批评”的机制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显然，要做好“剜烂苹果”的工作，没有体制支撑和机制配套，也是步履艰难。 从制度和机制上营造文艺批评良好氛围 目前，整个文艺界对文艺批评正进行诸多反省，社会上一些人认为今天的文艺批评“缺席、缺位”。对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认为，文学批评在今天也有被误解和遮蔽的地方。“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几十年来国内有一批文学批评家一直在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以上海近三十年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的文学批评界人才众多，王元化、钱谷融先生等前辈，是组织、领导者。他们学贯中西，视野开阔，立足点高，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风气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那时，李子云、王纪人等批评家是上海文学批评的中坚力量，许子东、陈思和、王晓明、宋耀良、毛时安、吴亮、程德培、李劼等初露锋芒。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专业化、职业化程度有所增强，新产生的批评家，大都在高校任职。如新世纪初出版的《上海新批评丛书》的作者，他们都是上海各高校中文系最年轻的教授，他们对上海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新世纪以来，上海的文学批评仍然活跃，标志之一是201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16位上海文学评论家的论文集，在一个地方集中那么多评论家，这在国内是罕见的。”在杨扬看来，最近三十年上海的文学批评力量始终存在，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和批评特点。“对于文学批评的评价要根据各个不同时代的特点来进行综合考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论战比较多，显得比较热闹。而今天上海的批评家活动舞台更开阔，他们广泛参与国际国内重要的文学活动和学术交流，各有各的学术空间。所以，不能简单地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标准来要求今天。” 陈思和也认为，以前的文学批评的影响力是被夸大的。“上世纪50年代的文学批评是一个国家政策的体现，文学批评的立场转移到政治立场。一篇评论文章可能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大权，这不是批评本身的作用，而是国家权力集中的体现，与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不是一回事。这种影响我们现在还是不要为好。其实目前文学批评也没有失落，而是‘场’的转移，现在评论家大部分在高校，通过课堂上课、发表学术文章、著书立说、参与研讨会等渠道传播思想，这也很正常。至于文学批评学院化与现在大部分大众媒体娱乐化、不承担严肃评论任务也有关系，读者也不会在大众媒体上看严肃的批评。” 王纪人也有类似的看法，“现在说文学评论不景气不繁 荣，跟事实有出入。每年全国各地召开大量的研讨会，众多文学评论刊物发表大量文章，不能说批评家不努力，或者说评论缺位、失语。”然而，为何现在的文学评论让人印象不深刻，缺乏大众影响力呢？对此，王纪人表示：“文学评论的一大关键是要对好作品做及时的评论。然而，有时文学评论文章的刊登也涉及一定的人脉关系，因此造成有些作品有几十篇评论，有的作品一篇评论文章也没有，形成一种资源不对称，造成评论的不公，好的作品也可能被忽略了，成为遗珠之憾。评论无论讲好讲坏，都要击中要害，既有文本依据又有学理依据，同时反映评论家的创见、洞察力以及犀利的锋芒，这也是一种修养和智慧。评论家切忌为了吸引眼球而专门找茬、专找名家下刀甚至不惜爆粗口，把自己定位为‘拳击手’。这样的恶评加上一些媒体的推波助澜，看似热闹却会形成一股江湖气，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杨扬认为，文学批评的媒体呈现与专业评价要区分对待。“文学批评是专业性比较强的，不是说谁的文章写得尖刻，在媒体前嗓门大，谁的文章就好。像王元化先生、钱谷融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即便是批评别人的文章，语言文字都是温文尔雅，从不气势汹汹，摆出一副真理在握的架势。但今天的媒体中，这样的批评文字太少了。这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家应该自我反省的。” 郜元宝表示，目前中国文学批评的权威性不够，这个权威不是人为的，是通过一定公信力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批评要重建权威，除了批评风气上的改善外，还需要更好的专业性。文学批评不仅要贴近时代、贴近实际，还应该有点历史感，把文学之前走过的路也作为一个参照。”郜元宝指出，要提倡真诚、大胆、自由、独立的批评，也要提倡开放的批评空间，“目前批评空间的扩大并不等于批评心态的开放。某些作品到现在为止还是由一种特别的标准评价。那些获了大奖或被重要媒体报道或领导说好的作品就被认为是好作品，我称之为‘好了’歌，‘好’了后往往‘了’了，最后成过眼云烟。所以应该把作品放到更加开放的空间进行更加自由的评论，不能被三个‘好’束缚住。” 现下，文艺批评正越来越受重视，但不能为求热闹而操之过急。一个健康的批评空间与常态的建立需要多方努力。习总书记讲话中说：“加强文艺评论工作，除了依靠评论家自身的努力之外，更需要加强组织领导，为开展批评创造良好条件。”据郦国义介绍，在市委宣传部领导支持下，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设立了文艺批评专项资金。设立文艺评论基金，上海是首创。目的在于加强文艺评论的阵地建设，尊重发挥评论家的积极性，通过加强文艺评论建设，提高创作质量，并提升整个民族的审美精神。目前基金会主要对本市八家主流媒体（含报纸和电视台）的文艺评论专版、专栏和栏目进行资助，其中包括对相关媒体刊发的评论稿费给予补贴（提高评论稿酬，达到每千字五百至六百元左右）。同时，对上海创作的文学、影视、舞台剧作品的专题评论研讨提供资助。“此外，基金会与上海剧协一起举办的青年编剧扶持项目‘新剧本朗读会’上，剧作由专家点评，将文艺评论前置。”如今，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项目资助包括了上海文艺创作生产和文化活动的主要方面，涵盖了文艺创作生产和传播的全过程，贯穿剧本创作、摄制或制作、演出、展览和评论各个环节，这在全国是一种创新。郦国义介绍，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还会定期举办文艺评论双月座谈会，把上海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请来，围绕文化现象和创作动态乃至文艺思潮进行深入的研讨交流。“座谈会上，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到场倾听文艺评论家的意见，进行深入交流。” 目前，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正在积极筹备中，有望很快成立，这让文艺界人士期待，希望“评协”的成立能够推进上海的文艺批评，比如管燕草就希望上海评协能帮忙邀请一些对戏曲感兴趣的评论家，与剧团进行更深入的交流。杨燕迪则希望上海评协能推进、优化评论家与媒体的联姻机制。朱光则建议，目前中国评协有青年工作委员会，上海评协能否与之对接，培养青年评论人才…… 相信随着文艺评论工作机制的不断完善，文艺评论者的不懈努力，文艺批评这把“利器”将会发挥精准、有效、强大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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