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

程千帆先生《闲堂文薮》忆语 

来源:文学评论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1-21

程千帆(1913-2000)

1978年秋季开学不久,程千帆先生亲来舍间相访,从此往还20余年;先生归道山也近廿载,所赠著作、墨宝至今珍藏。近日再次检读《闲堂文薮》(下称“文薮”),40年前相识的情景又呈现眼前。

1984年1月齐鲁书社出版了“文薮”,千帆先生即令弟子送来5册,最上面一册的扉页上题着:

美林先生正谬

书中还有便笺一张,写道:美林先生:

小著呈教。余四册恳便中分交四老。谢谢。

即颂著安

千帆先生所说的“四老”,即笔者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业师夏承焘(瞿禅)先生,以及与笔者同在南京师院任教的唐圭璋、徐复、孙望三位老辈。千帆先生这一便笺,就将程先生、四老与笔者的相识聚合在一起。的确,千帆先生之所以来舍间相访,是由于徐、孙二老的推介;而夏、唐二老与千帆先生的联系,有时也交笔者代办。再睹《文薮》,当年种种情事令人难忘。

徐、孙二老早年与千帆先生先后为金陵大学同学、同事,后来千帆先生去了武汉大学执教,而徐、孙二位又长期执教于由金女大和金大部分院系组合成的南京师范学院。当千帆先生于武汉大学退休后,曾在1977年偕夫人沈祖棻女士同游金陵,住在南京师院招待所(原为金女大校长吴贻芳之住宅,一排西式平房),而徐、孙二位就住在学校附近的合群新村和天竺路。三位老友无日不聚。孙、徐二老希望能将千帆先生延请至南师任教,自然要将学校特别是古代文学的教学、师资情况向千帆先生介绍。尽管匡亚明同志行动果决、快速,将程先生聘请至南京大学执教,但通过孙、徐二老的介绍,千帆先生对南师的基本情况也有大致的了解。彼此熟悉后,程先生也谈起孙、徐二位先生对在下的美言,这才引发了千帆先生结识笔者的愿望。

其实,笔者于1969年底进入南师工作之前,与徐、孙二老并不相识。但在此后劳动、“运动”中逐步有了接触进而熟悉起来。到南师不久,即去句容农场劳动。傍晚,徐老经常喊上诚忘老及笔者同去田埂上走走、坐坐,闲谈之中知道章诚忘先生乃柳诒徵之佳婿,而笔者老师王焕镳(驾吾)先生为柳氏弟子,他们彼此熟悉,自然也就与笔者亲近起来,后来驾吾先生得知,在给我的信中还说:“圭璋、诚忘诸先生均希致候。金陵旧友寥寥可数。”()而徐复先生原是章、黄门人,当他得知笔者曾于60年代初陪同夏瞿禅老师与汤国梨女士同游灵岩、天平,又去锦帆路章宅读书一周,便也感到亲切。更重要的是当时诚忘先生既未靠边,也不是半靠边,在老先生中是少见的;而笔者既不是造反派,又不是保皇派,既无历史问题,又无现实问题,几人聚在一起便也无人过问。返校后,因内子在重庆大学执教,笔者单身在南师,不分宿舍,乃住进一间大教室。其时,孙望先生被审查,不得回家,“领导”便将他派进教室与我同住,并要求笔者“管”好他,不能外出,不能接待客人,其他的事不许过问。除了专案组随时提审外,教室中仅孙先生与笔者二人,彼此难免有简单的交谈,孙先生也不时翻翻我在看的书:“你还看这些老古董!”我也只能报之一笑。不久,“审查”结束,孙先生回家,我也因内子来探亲,借得一间小屋。

“运动”后期,有些业务工作逐渐恢复,7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我校整理《儒林外史》,重新撰写“前言”。学校很重视,成立老中青三结合小组,一位副教授,是“老”;笔者为讲师,是“中”;其余二位其实年龄一位比我长一岁,一位比我小一岁,但因为是助教,所以算“青”。几经反复,推定我执笔的一稿,得到出版社认可。随即,被调出“前言”小组,交由他人接手,并不得过问。不久,唐老要继续编纂《全金元词》,通过领导布置笔者去为他做助手,岂知尚未正式展开工作,即被人强行将唐老交给我的几页活页纸(上面写有金元词集书名)取走,圭璋先生在那种气氛下也只能默然不语。经过这两件事后,笔者知道“外来户”只能单干,做自己该做、能做的事。从1976年下半年起,不断有文章见诸报刊。不但有古代小说、戏曲的论文,也有涉及唐代文、史方面的文章,给孙先生印象深的文章有《武则天以周代唐与儒道释之争》《论杜诗的形象思维》《从对一首杜诗的评论谈起》等文,特别是与人合作的《杜甫诗选析》于1981年出版后,便正式要求笔者为其做助手,我考虑再三未表同意,从此便逐渐生疏,无复当年陪同千帆先生来舍间相访时的热忱。给徐复先生印象深的是吴敬梓研究系列论文,当年安徽大学一同志通过徐老向我借阅,除了已公开发表的《吴敬梓身世三考》等文章外,还要求借阅暂时未发表的论文,因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组(即后来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7年约我撰写《吴敬梓研究》一书,有些文章写好后未曾发表以便收入此书。徐复先生向我保证由他负责,笔者便将一些文章交给徐老,但该同志却失约,徐老乃于1980年8月10日写一纸证明并加盖名章交我,说该同志“逾期尚未归还。我乃建议陈君赶紧发表”云云。笔者乃将有关手稿在《安徽师大学报》《江海学刊》《文献》等刊物发表,而专著《吴敬梓研究》则迟至1984年方见书。此事促进了徐老与笔者的信任,特别在1985年同时迁入一座楼,来往更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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